李湛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创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创业研究中心主任等。
75年来，新中国科技事业取得长足进展。2013年起，中国研发人员数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2022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达30783亿元，位居世界第二位，投入强度上升到2.54%。
一是1949年至1977年“向科学进军”号召阶段，初步形成由中国科学院、高校、产业部门、地方科研单位和国防科研单位组成的科技体系。
三是1995年至2005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阶段，把科技、教育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并正式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
四是2006年至2011年“建设创新型国家”阶段，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科技体系不断完善。特别是在生物技术、智能制造、航空航天等领域不断涌现出科技成果，一些重要领域开始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科技自主创新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五是2012年开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阶段，提出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特别是党的以来，中国科技发展整体水平大幅提升，某些领域由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科技原始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科技创新发展开始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迈进。
100多年前，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创新能够创造新的价值。然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难以解释为什么当下主要是通过创建新企业的形式促进经济发展、为什么创业者能利用高新技术发展机会来实现价值的爆发式增长、为什么打破旧平衡的资源配置方式能起到比原有资源安排方式更高的效率、为什么一些依赖于规模经济效应的传统企业反而会被规模较小的科技创业企业“超越”。
为此，西方经济学界陆续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但是，这些理论也难以透彻解释上述问题。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这些理论虽然认识到了技术创新对经济内生增长的推动作用，却没有注意到技术创新主体的变化，即科创企业的不断涌现已成为技术创新的最主要力量。
进入创新创业时代，科技创新创业逐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在美国，20世纪十年代的创新创业浪潮催生了一系列新行业、新产业，一大批科创企业成长为世界级企业。在中国，这种现象正风起云涌、方兴未艾。
第一，科技创新创业促进技术创新。创业的本质是创新，即重新组织和配置资源，形成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达到比原有生产组合更高的生产效率。在创业的过程中，创业者、从业者会有意识地促使技术加速扩散和转移，达到技术使用率的最大化，实现价值转移和增值。
第二，科技创新创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创业促使新兴企业比例增加，促进产业技术革新与升级，改变产业竞争格局，从而促进市场变革与产业结构调整。
第三，科技创新创业带动投资发展。科技创新创业的蓬勃发展可以聚集更多的资本，催生大批科创企业。
第四，科技创新创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创业催生新的生产要素需求，推动形成新的增长机制，主要体现在对资源与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上。科技创新创业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还能引领消费需求变革，催生新的消费市场。
西方国家主要以“国家创新体系”来反映国家科技发展的能级、水平和作用、贡献。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更能准确表达国家科技发展所处的环境状况、目标要求与发展路径。
简而言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战略必争领域，根据创新驱动发展需要，承担和完成科技创新重大任务，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前沿探索，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形成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
新时代新征程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党中央确定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坚持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的关键之举，旨在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科技创新突破，催生新质生产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塑造新的发展优势，从而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
强化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主导的科技创新创业，需要积极探索建立基础制度保障，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一是建立“基础研究特区、科技创业特区、基本政策特区”三位一体的相关制度。“基础研究特区”应重点探索非共识项目的遴选机制，改革人才与成果评价制度；“科技创业特区”应建立促进创新创业人才成长与发展的机制体系，建立和完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的机制体系；“基本政策特区”应促进形成理论扎实、逻辑清晰、覆盖全面、工具多样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政策体系，以推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展。
二是改进科技评价与人才考核奖励制度。通过科学客观的科技成果评价，为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提供支持和保障。深入推进科技人才评价体制机制改革，通过构建科学、规范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引导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支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
三是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比如，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着力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桎梏；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聚焦科技成果转化的“细绳子”堵点问题，注重改革举措的可操作性，统筹协调更多技术要素市场资源，汇聚更多专业力量。
如“揭榜挂帅”模式，针对目标明确的科技难题和关键核心技术进行攻关，设立项目或奖金向社会公开张榜征集创新性科技成果。这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改革举措。在组织实施中，应坚持问题和目标导向，坚持以用户为本、“英雄不问出处”以及充分放权赋权的原则。
如完善科技创新载体建设，遵循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创新发展的基本思路，集聚中小微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投资机构、科技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建设科技创新创业集聚区，形成“众创—孵化—加速—产业化”机制，提供全周期创业服务。
如形成“战略科技力量—产业—政府”三重螺旋模式，包括螺旋内部的进化、螺旋之间相互影响，推动政产学研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成果转化、风险共担的基础上促进突破性创新、颠覆性创新、渐进性创新和持续性创新，进而发挥撬动产业杠杆、重构产业结构、带动产业发展和辐射产业生态的作用。
建议培育战略科学家与战略企业家，建立科学家与企业家的“旋转门”路径。建设具有科技创业特区属性、强化技术转移服务的高质量科技创新创业载体。实施科技成果转化与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技术评估体系，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为科研机构和企业提供信息交流、技术转让和合作的机会，推动科技成果商业化应用。
在此基础上，还有必要推进创新联合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联通。面向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围绕重点产业，在产业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和新技术推广等方面，打造横向协同、纵向联通的创新体系网络，引导企业建立先进的研发体系和上下游供应链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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