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
了解群众的第一步，应当是“察言观色”。1943年冬，鲁中区委江华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见到他后，询问起山东和沿途见到的群众生活情况。江华汇报说，一路走马观花，没有深入了解，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
因此教导说：我们的干部，每到一个地方，要察言观色。察言观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通过这些现象的观察，就了解到了群众生活的基本情况。当然，这还是不够的，但了解群众的第一步，应当是察言观色。江华晚年由衷地说，毛主席的这番教导使他受益终身。
1928年1月5日，率领工农军进了遂川县城。城里家家户户关着门，没有一个人影。当时小街上住着一个老头，他的儿子和媳妇听信的谣言，都进山藏起来了。这个老头因腿部伤肿，来不及走，躺在床上痛苦地着，已经两餐没有饭吃了。
门被推开了，有人走近他轻声轻语地问：“老伯，你好哇！”老头诧异地睁开双眼，问道：“你是什么人？”亲切地说：“大伯，我们是工农军。”他一边说，一边观察老头的神色与腿伤，发现伤口红肿化脓，便叫一个战士弄来一撮盐，泡水给老头洗伤口，又叫一个战士拿来一小袋米，为老伯熬粥。
老伯非常感动，便把满腹话语向倾诉，并表示要把藏在山上的儿子和媳妇叫回来，把左邻右舍喊回来。
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叶坪迁到沙洲坝。一天傍晚，看到一位老伯从池塘里挑来的饮用水很不干净，并了解到多年来村民们吃水一直很难。
第二天一大早，便到村里村外察看，思考着把乌鸡岭下的泉水引进村子里的办法，然后组织干部战士用大楠竹做材料，铺设了一条简易的水管，暂时解决了饮水的问题。
之后，他又继续带着区乡干部和红军战士，跋涉几十里去寻找水源，亲自勘定了章义坑、峨公坑等几个水库坝址。同时又从民众生活长远着想，决定在村里打井。后来，乡亲们在井台上竖起一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的纪念碑。
通过身边警卫人员搞调查研究。1955年5月14日，在中南海颐年堂庭院里接见了中央警卫局干部大队一中队全体指战员。亲自给他们下达了一项任务：增加一项调查工作。
为了使警卫干部和战士充分认识回乡调查的意义，进一步阐述说：“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我通过你们，你们通过农民，把情况了解上来，这就是搞调查。”
遵照指示，警卫部队把干部战士回农村调查当成一项重要工作，组织他们分期分批回乡探亲搞调查。回京以后，亲自听取他们的汇报，认真批阅他们的调查报告并进行耐心的指导。
与此同时，还鼓励警卫干部和战士多同家里和亲友通信，把它作为调查的一种方式，并要求“把回信拿给我看，那我就消息灵通了”。通过这种办法，既详细地了解了农村和农民的情况，也提高了警卫干部和战士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帮助他们很好地进步成长，可谓一举两得。
从阅读研究报纸和史籍中发现重要重大问题。长中，千方百计地寻找报纸，在一张旧报纸上发现了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在陕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消息，因此决定将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从部队中挑选一批优秀干部出任外交官。1950年3月10日，接见了即将出国赴任的黄镇、姬鹏飞、韩念龙等人。希望“将军大使”不辱使命，并叮嘱：你们到国外当大使仍要发扬在部队的长处，也要开展调查研究。要“学点驻在国的语言文字，只有懂得外语，才能阅读当地报纸，才能和别人交谈，也才能做好调查研究”。
还提醒他们：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接着，举例说：比如，在一个地方看到有冷却塔，再观察一下周围，看到配套的建筑设施，经过分析综合，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发电厂。
1970年12月，李德生受命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为此，专门同李德生谈话，对他说：“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
顾祖禹为清朝初年人，所作《读史方舆纪要》是研究中事史、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与阅读和研究报纸上的消息一样，要李德生通过阅读和研究《读史方舆纪要》，了解认识北京和华北平原在中国地缘中的极端重要性。
从群众的冤屈、牢骚的言论中寻求需要调查研究的问题。一些群众在生活中蒙受冤屈的时候，便会说一些过激的话、牢骚的话。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能认真对待，冷静分析，从自身方面查找原因，通过调查研究弄清，实事求是、分清是非，如果错了就立即改正。
1941年6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被雷电击死。同时，一位农民的一头驴也被雷击而亡，这个农民逢人便说关于的牢骚怪话，非常刺耳。有人把情况报告到那里。
得知此事后，没让保卫部门去追查说这话的人，而是深刻反思工作中到底有哪些失误和过错，竟然激起群众如此强烈的不满和愤怒。后来他派人专门去群众中调查了解，很快就弄清楚事情的真正原因。
原来是陕北不到一百三四十万人口的地方，一年就要征20万担公粮，有的老百姓实在负担不起，因而产生了不满情绪。得知原因后，马上与有关方面研究商量，建议征粮减到16万担。同时，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百姓负担。消息很快在陕北各地传开了，广大群众拍手称赞。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对人民群众关心备至，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习惯把向人民群众作调查的过程当作是帮助人民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的过程。
1952年10月，到河南考察。一位老汉问起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这盐碱地有法治吗？这黄河水害有法治吗？”之后，就把治理黄河的事情时常挂在心上。仅从1953年到1955年，他3次听取河南省委和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关于治理黄河情况的汇报，提出了许多带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意见。
1954年夏天，在北戴河住了一段时间。每天办公之余，他爱到海里去游泳。有一天，游得很远。当听说海上有一条渔船时，上了船，不等擦干身上的海水便与老渔民聊上了。
老渔民没有认出。和老渔民都很高兴，聊的话题也很宽。老渔民因要去卖掉今天捕到的螃蟹，没有过多的工夫陪聊天，说着说着便要走。
老渔民谈得真真切切、有声有色。上了岸，老渔民把螃蟹一下子全倒下了，拿到钱，和他握手告别。老渔民边走边说：“今天交了好运。”但他始终不知让他交好运的究竟是谁。
☀本文选自学习时报（studytimes）， 作者系晚年图书服务管理工作人员、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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